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令世人瞩目，但农民的总体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依然是多数人为少数人搞饭吃。尽管有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走进城市，“一亩三分田”仍是他们生存和退却的“根据地”，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和减少农业人口的道路，这似乎是人们的共识，也是其他先发和后发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但我们深入琢磨一下中国农民的问题，情况却不同于任何发达国家。李昌平的分析理论上是对的。的确，多数人为少数人搞饭吃、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这个“多数人”永远都落后。但是，想把中国的9亿农民在二三十年内减少到10%以下，回答也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那些先发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殖民掠夺抢先占领现代化的制高点。“四小龙”要么是弹丸之地，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么是西方国家长期管理发展的结果，要么是超级大国的鼎力扶持。而中国近现代则是在走了那么多弯路之后才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建国60年来，真正大踏步发展也仅仅是近20年的事。

　　人口学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近16亿（顶峰）。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即使回落也不会少于10亿。如果按发达国家90%以上为城市人口，即9亿多人住在城市，城市规模将是现在的两倍多。那时，粮食安全又会是更大的问题。所以就中国农村的现实而言，比较切合实际一些的城乡人口比例是7∶3到6∶4之间。而现在，2亿多农民工都算不上线%以上转变，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前些年，在推进农村奔小康的工作中，提出一个“离土不离乡”的概念。我们大家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展，把“三农”一块一块地分解。第一，那些村办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发挥当地优势且又经营管理得比较好的地区，农民的纯放入已经和城市接近或基本相当。第二，城乡一体化建设，由城市向周边乡村辐射，统筹发展。第三，以县城、乡村工业园区、中心集贸市场为基础，进而向小城市发展。第四，发展专业户。专业户必须走巩固、壮大、发展、联合（或兼并）的道路，最终做大做强。第五，那些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把承包地合理流转。这样又出现了新的种粮大户、种菜大户、林果专业户。目前，在一些地区这种格局已初步形成。现在，“农村”一词所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广，已经拓展到养殖、运输、建材、旅游、商贸、服务、加工、建筑、非公有制企业、文化产业等。关键是如何帮助引导农民规模经营、做大做强、总体推进。

　　作为政府，仅仅免除农业税、增加种粮补贴、会议号召是远远不足的，必须下大力气引导农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如信息咨询、技术培养和训练、、产品营销售卖等，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和政策倾斜。此外还要强化农村基层领导，实行村级领导干部公派制度，提高农村干部的总体素质水平，逐步走向农村管理城市化。

　　国情注定了我国“三农”的多元化。因我们的国家大、农民多、农村的情况极为复杂，农业必须“多条腿走路”，必须从务实的角度看待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急于将农民数量降下来是不现实的。勉强，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下个30年，9亿农民和广大的农村必将出现几种分化：一是部分专业户做大做强，为乡下小老板。二是随着城市快速的提升，新的农民工不断走进城市。一些农民在城市有社会关系或家庭关系的，也有一定的可能走进城市，部分农村籍的大中专毕业生也会到城市就业，原有的已经走进城市打工的2亿多农民工，都是未来的新市民。但国家必须坚决取消对他们的歧视性对待。三是在当地企业就业的。四是自己单干的，如从事运输业、服务业、商业或经营旅游业、修理业、加工业等。五是承包经营少数流转土地、搞家庭农场、搞特种种植养殖的。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农民大都不能摆脱“家庭经营”这个最原始的安身立命的基本依托。这也是我们的国情。

　　农民在乡下创业和就业，作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应积极为他们开绿灯、铺道路、创条件。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村建设，可以预期一个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农村必将展现在中国大地。这不是理想也不是设想，而是必须。农民的命运在政策，在各级政府的力度，在基层领导的责任感和素质。

　　至于李昌平谈到的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掌握核心技术，我们永远受制于人。无论将来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制造大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永远是人家吃肉自己喝汤。所以，科教兴国战略非常必要，非常紧迫。

　　发达国家垄断高端技术和巨额利润的时代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我们的科技腾飞时代到来的时候，必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另一番情形。那时，这个无解的“李昌平难题”或“中国难题”不也就迎刃而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