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理事会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欧盟军工相关投资已从2022年的581亿欧元，增至2024年的1020亿欧元。据英国媒体统计，欧洲前10大军工企业的积压订单额，已从2021年的2220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的3620亿美元，员工总数增加近25%。弹药增产成效显著，欧洲最常用的155毫米口径火炮炮弹年产量，从2022年的约30万发，增至2024年的近100万发，而且生产速度目前还在加快。

　　欧盟秉持“争取尽可能多的合作对象”理念，为“志同道合”的非欧盟国家参与欧盟军工项目提供具体路径。脱欧的英国虽不在欧盟内，却是欧洲军事强国和核大国，地位作用较突出。欧盟已同意英国参与“欧洲再武装”框架下的军工项目贷款计划。欧洲经济区中的其他“非欧盟成员”、欧盟候选国，以及与欧盟签订了安全与防务协定的日本、韩国，也均可参与欧盟联合采购，与欧盟成员合作申请1500亿欧元资金池中的优惠贷款。同时，欧盟还努力将乌克兰国防工业纳入欧洲体系，以推动形成“前沿创新—规模化生产—实战验证”的闭环。此外，欧盟还准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加强防务合作。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使欧洲“反俄”“恐俄”情绪交织发酵，对乌军事援助暴露出欧洲军工产能与需求间的巨大鸿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交易外交”行径，导致美欧间安全“信任赤字”空前扩大。欧洲急需通过增强军工实力来展现备战状态，即使对俄军事威慑更具可信度，也彰显出对美国欧洲战略的配合与支持，促使美国继续承担北约集体防御义务。中东地区动荡引发的各类安全威胁外溢效应，以及混合战争形态下博弈竞争的白热化，都迫使欧盟加强军工建设，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当前，战略自主扩展到欧盟几乎所有对外政策领域。这其中，防务自主无疑是首要关切点和最大难点，军工则是重要一环。俄乌冲突使美国军工更加深度捆绑欧洲。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至2024年，北约欧洲成员国64%的武器进口来自美国，高于2015年至2019年间的52%;欧洲已取代中东成为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美国35%的武器出口流向欧洲，形成“欧洲增加军费‘帮助’美国强化对欧控制”的尴尬局面。对此，欧洲军工若不真正具备自主研发生产和制定发展的策略的能力，防务自主乃至战略自主将沦为空谈。

　　重振军工既是欧洲各国重塑政治凝聚力、增强安全保障的象征，也是刺激经济复苏的手段。特别是北约“东翼前线”国家，通过在欧盟框架下的军工合作，可抬升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防务关系。当前，欧洲经济总体低迷，振兴军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牵引对新技术的投资和研发，维持乃至扩大相关行业的就业规模，从而推动实体经济逆势回升，尤其是遏制欧洲近年来去工业化的不利势头。对许多欧洲企业而言，更多转向军工行业，能获得稳定的长期收入乃至政府资助的保障。

　　8月初，西班牙国防部宣布，不再考虑购买美制F-35战斗机，而将在“台风”战斗机和欧洲六代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FCAS)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西班牙此举将为欧洲FCAS项目注入一定动力，不过，考虑到该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进展不顺、矛盾重重，其发展前途仍不明朗。

　　法国和德国于2017年真正开始启动FCAS项目，西班牙于2020年加入。根据最初设想，新一代战斗机原型机将于2030年首飞，2040年至2045年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尽管不断有新模型面世，但项目进展一直不顺利。近年来，该项目两大主要承包商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与空中客车德国分公司，一直难以就工作份额问题达成一致，使项目一直处在停滞状态。

　　工作份额分配直接关乎项目参与公司的股价、就业岗位等现实利益。今年以来，各方围绕该项目的矛盾愈发公开化。法方提议，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各占50%的份额。德方则认为，德法同为项目“创始国”，空中客车德国分公司应当与达索飞机制造公司持有同等份额，其与空中客车西班牙分公司共占50%份额的分配的方法并不合理。

　　法国方面还认为，FCAS项目分工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空中客车公司负责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但该公司在这方面缺乏经验;而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已拥有研制“神经元”无人机的经验，却没有“物尽其用”。德国方面认为，法方展现的敌对态度和野心已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鉴于此，空中客车德国分公司一再表示应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实际上，比利时也在努力加入该项目。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多，因为随着一些工作份额被委托给比利时企业，法德两国所占份额将会随之减少。

　　在新一代战斗机具体用途上，各方也存在很大差别。法国拥有现役航母且正在研发新航母，并努力发展海空两基核力量，希望新一代战斗机能够和其现役“阵风”战斗机一样，具备舰载和岸基两种型号，并能发射核巡航导弹。德国没有航母和巡航导弹，但根据北约核共享协议可投掷美制核航弹，希望新战机能够替代老旧的“狂风”战斗机遂行核打击任务，但不愿为研发舰载型号买单。西班牙对核打击功能不感兴趣，提出舰载型号可在其两栖攻击舰上实施垂直短距起降。

　　有媒体认为，FCAS项目的现状，就像欧洲寓言故事“天鹅、梭子鱼和虾”的现实版：利益诉求各异的几个伙伴向不同方向拉同一辆车，虽然都很用力，车子却一动不动。这种互相掣肘的尴尬局面，折射出该项目未来发展并不乐观。

　　欧洲军工的技术水平，虽在机械化时代曾亮点颇多，却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日渐落后，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和微芯片等前沿关键技术领域，不仅与美国差距逐渐拉大，还面临新兴军工强国的追逐竞争。美国通过技术霸权构建“数字牢笼”，从战机软硬件到情报体系，从弹药生产线到指挥中枢，全方位控制欧洲军工的命脉。这导致欧洲军工被困在全球产业和价值链的中端，难以进一步升级。

　　欧洲各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较为分散和多样化，导致政策制定的不协调和创新资源的浪费。由于传统制造业势力盘根错节，欧洲的研发投资大多分布在在汽车等中等技术领域而非战略性前沿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机等数字领域的投入与美国差距较大。2024年欧盟在AI领域的私人投资仅为450亿美元，远低于美国的3000亿美元。加之市场分散与监管过度并存，欧洲缺乏成长性好的科创企业，不易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法国作为欧盟唯一具备核潜艇、航母、战斗机和导弹全谱系研发能力的国家，长期是欧盟内心气最高的军工“领头羊”，力主贷款和订单必须用于欧洲自有的军工企业。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实力和制造业最强的国家，“再武装”势头强劲，坚持对美国军品“开放采购”。法德“路线有别”的背后，暴露出欧洲当前军工发展的争议焦点——“自主可控为要”，抑或“效率产能优先”?多数欧洲中小国家宁可“防务靠美、军备购美”，也不愿让本国军工企业被法德“收编”。欧洲各国彼此相异甚至相左的政治意愿和利益盘算，导致欧洲难以克服军工“碎片化”及其造成的恶果。